第二天一大早,刘闲众人和蔡邕一家人便在谷城县县令的相送之下离开了谷城,继续西行。

    这一日蔡琰一直躲在马车中,刘闲以为对方还在生自己的气,自然不会去触这个霉头。

    一行人在路上昼行夜宿,蔡邕与刘闲时不时的攀谈,两个人的关系倒是亲近了许多,只是蔡琰再也没和刘闲说过话了。

    这一日临近中午时候,队伍穿过连绵的村庄和农田,来到了长安城外,一座规模恢宏不逊于洛阳的巨城赫然出现在眼前。

    刘闲大感意外,因为眼前这座城池远不是《三国演义》中描绘的那种凋敝景象。

    虽然官道上不像洛阳的官道那样热闹繁荣,显得有些冷清,但整个城市给人的感觉还是颇有气势的,与凋敝荒芜绝对格格不入。

    想一想,刘闲便明白了过来,《三国演义》的作者八成只是根据一些历史记载,加以想象而已。

    以为长安经历过几场兵祸混乱,而东汉又定都洛阳,那么长安自然就很凋敝破败了。

    而刘闲根据自己这些年所得到的信息却感觉,东汉之所以迁都洛阳,似乎与发生在长安的那些兵祸战乱关系不是很大,至少那不是最直接的原因。

    主要的问题应该是农业以及经济上的原因。

    关中地区因为战乱和气候问题导致粮食产量越来越低。

    在古代,农业问题必然影响经济,因为只有充足的粮食才能保证供养足够的人口,而只有足够的人口才能令商业繁荣起来。

    随着农业的衰退,关中人口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这使得关中的经济不仅多年难有进展,而且还处在不断的倒退之中,因此单靠关中,已经很难供养庞大的人口和保卫京城的军队了。

    而从外地转运粮食入关中,道阻且长,难度远非现在可以想象,每运十担大米最终只有一担能够运入关中,损耗极大。

    这对于整个国家来说,是一项极为沉重的负担。

    而与此同时,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经济发展迅猛,越来越繁荣,定都洛阳,则前文所述的那些问题便迎刃而解了。

    在这种背景之下,迁都洛阳自然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当然,经济上的因素并非刘秀定都洛阳唯一的原因,这还与当时的政治军事局势,以及刘秀崛起的根据地都有关系,这里就不啰嗦了。

    总之,长安并非《三国演义》中描绘的那个荒废破败的地方就是了。

    刘闲一行人径直朝正对着他们的那座长安城门走去,潜意识里,刘闲仿佛听到了历史的声音,从先秦时代开始的烽火荣光走马灯似的划过脑际。

    这是真正英雄的城市,华夏一族以他为首都时开创了傲视千年的荣耀,直到二十一世界依旧萦绕在每个国人的心中。

    不过可能很多人都已经忘记了,这荣耀绝非什么仁义道德取得的,而是靠铁血锐兵和连场的恶战,是在无数敌人的尸体之上建立起来的!

    只有杀伐和鲜血才能获得尊严,才能获得未来的繁荣,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繁荣和强盛,就好像是一棵植根于鲜血和尸骨中的大树,只有用敌人的鲜血和骨肉才能让它茁壮成长,最后开出盛世之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