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不一样。
啸海不敢与他相认，一是怕认错了人，二是怕人已经变了。
他今天发出去的密文电报，就是为了证实自己心里的想法。
此前，徐方展曾经给他留下一个联系方式，并告诉他，非到必要的时刻，不能联系对方。
啸海始终牢记这个原则，即使徐方展入狱，他都没有和对方联系过；而今天，为了铭华，他不得不发出这封密件。
等待是焦急的，可他也是无能为力的。
除了眼前的危机，上海的危机同样是迫在眉睫。
新年过后，日军在吴淞遭到了挫败，此后连番向上海增兵，誓要攻下上海。
第三舰队司令官野村吉三郎中将曾对西方记者说：“日军渡过蕴藻浜之际，为日军行动终止之时，日军在吴淞踏平华君壕沟之日，为时不远。请诸君拭目以待，届时即可结束华东之抵抗。”
野村的嚣张同样惹怒了蔡、蒋二人，几次打退了日本人的进攻。
野村似乎为了验证自己夸下的海口，在2月11日下午，组织日军轰炸了闸北，并向蕴藻浜、曹家桥一线大举进攻。
日军源源不断，第十九路军猛烈抗击，直至双方干脆弃械肉搏，战况极其惨烈。
所幸的是，第十九路军不但击退了这次进攻，而且缴获了大量的枪支机械，极大地鼓舞了上海守军将士的士气。
可是日军哪里甘心就此溃败？野村立刻将消息发回东京，拿到了日本天皇批准的敕令，日军参谋总长载仁即令植田谦吉率领陆军第九师团火速增援上海。
2月16日，植田谦吉率领的陆军军团登陆了吴淞，并且接替了野村的统帅职务。
至此，日本侵略军海陆空兵力已达三万余人，舰艇数十艘集中于吴淞口，上海危在旦夕。
蒋介石也意识到了此次的危机已经到了家门口，已是灭国亡种之际。他连番致电张自忠和俞济时，要求他们与第十九路军共同一致，团结奋斗，并授命蒋光鼐为总指挥。
2月18日，植田谦吉向蔡廷锴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他们25日下午5时前撤离上海，否则日军将对上海进行最后的轰炸。
蔡廷锴接到这封“最后通牒”以后，下令前线部队向日军阵地猛烈开炮，作为对植田的回答和警告。
此时的啸海正在和蔡廷锴、蒋光鼐在一起，也看到了这封“最后通牒”。
说来也是偶然，啸海依然是受程建勋所托，给蔡、蒋二人送去戴笠的密函。正巧，他赶上了植田谦吉的战书同时送到了蒋光鼐的手中。
蔡廷锴本是火爆脾气，接到了这封战书，几乎是暴跳如雷，恨不得赤膊上阵，奋勇杀敌；而蒋光鼐看完戴笠的密函，脸色也是阴沉难看。
内忧外患，二位将军被挤压的颇有一些焦灼。
说起来，南京的“刀子”毕竟现在还捅不过来，眼前的日本人可真的是要打到了家门口。蔡廷锴的意见是全力反击，而蒋光鼐却因戴笠的密函而略有犹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