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之祸的故事？”
“你这理解也太狭隘了，”姜导苦笑着摇头：“不过有一点说得倒是对的，几千年来中国农民的状态就是挣扎，粮食就是一切。”
张导提醒：“外敌和内乱是两码事，你这故事太复杂，如果最终拍出来还是这样的话，我怀疑过不了审。”
虽然张导三年前拍内乱的《活着》也没过审，但二者的性质还是不太一样的。
姜导不认同：“在生存面前是一码事，战争对一般百姓而言是无妄之灾，无论被划归哪个阵营，命运都无法掌握，只能以最朴素的生存法则求存。”
然后他又问苏长青：“是不是这么回事？”
苏长青这次坚决站队张导：“所以您这部电影里男主在灭村后复仇也仅仅是生存权被剥夺后的绝望之举，整部电影下来他的觉悟没有任何提高？”
姜导露出特有的自信微笑：“觉悟是一种教育，咱们这片子里的主人公大字不识一个，不能这么要求他。
即便是被俘虏的日本兵，一个被武士道洗脑的家伙，一开始寻死觅活的，算有很强的另类觉悟吧？
可过了那股劲，在生存的诱惑下还是建议用几车粮食换他的命，最终为了能活着回国，也毫不犹豫地砍了男主的头。”
苏长青还是不认同：“姜导这故事是历史虚无主义，您假设了一个村庄的几百号村民极度封闭，在八年抗战之后依然没有基本的是非立场，等于说他们是蠢死的。”
张导一直在摇头：“我知道你是故意的，你可得接受我的教训。”
拍电影不是即兴演讲，可能会说错话，剧本翻来覆去打磨，想表达什么当然是故意的。
另外《活着》获得戛纳评审团特别大奖，葛忧封了影帝，《鬼子来了》恐怕就是在复制这种成功，后来果然也拿了戛纳评审团大奖。
连阿佳妮听着翻译都发现了问题：“我很难理解，是什么样的军队会把两个危险的俘虏随便扔给一个农民，然后就置之不理了呢？”
这个不能怪姜导，原著就是这么写的。
故事发生在河北，抗日末期仍在那坚持敌后抗日的还能是谁，阿佳妮和张曼玉等人不知道，其余人的心里都清楚。
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日军俘虏极少，难以想象会如此随意地处置，对方还是用枪指着男主的头，不但逼他保管好人，还得抽空审审。
当时农民近乎百分百文盲，审个屁，实在是匪夷所思的情节。
绝大多数后来吹捧这部电影的文章都回避了这个最关键的情节，实际上问题显而易见，连一个外国人都感觉不合理。
苏长青笑着夸了阿佳妮一句：“你看到了问题的本质。”
姜导也明白这是硬伤，叹了口气：“总得有个设定，最初就这么写的。”
苏长青微笑着敬他一杯：“所以姜导为了说这样的故事，只能先接受这样的魔幻设定。”
张导缓缓嚼着花生米：“你这做法危险，是在强行表达自己的观点。”
姜导喝了口酒，跳过了这话题，仍然非常自信：“故事是弱了点，那也得看谁说，我有把握讲好了。”
这是握有话语权的自信，他也的确值得拥有，姜导的才华无可置疑。
他反问苏长青：“再怎么着我这也是抗日片，您还能拍么？”
苏长青在日本有公司，之前两部片子是与日本人合作的，说这话就有点诛心了。
刘雨菲和穆沐对视了一眼，脸都沉了。